“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這句名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引用過的。習總書記說：“要緊緊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凡是進入法官、檢察官員額的，要在司法一線辦案，對案件質(zhì)量終身負責。法官、檢察官要有審案判案的權(quán)力，也要加強對他們的監(jiān)督制約，把對司法權(quán)的法律監(jiān)督、社會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等落實到位，保證法官、檢察官做到‘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把司法權(quán)關進制度的籠子，讓公平正義的陽光照進人民心田，讓老百姓看到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

　　“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的出處，是明代呂坤的《呻吟語·應務》。

位于河南商丘的呂坤墓

　　呂坤(1536—1618)，字叔簡，一字心吾、新吾，自號抱獨居士，明代歸德府寧陵(今河南商丘寧陵)人，明代文學家、思想家。曾任山西巡撫，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等職，死后被追任刑部尚書。呂坤為政清廉，剛正不阿，與沈鯉、郭正域被譽為明萬歷年間天下“三大賢”。呂坤著述眾多，而以《呻吟語》最為重要。它積呂坤三十年心血而成，是一部語錄體、箴言體的小品文集，書分內(nèi)外兩篇，共六卷，約數(shù)百則?！渡胍髡Z》大體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納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具有極高的社會人生價值。

　　“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出自《內(nèi)篇·應物》的第九則，這一則完整的上下文是：“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眾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慎，雖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diào)劑人情，發(fā)明事理，俾大家信從，然后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暗于遠識，小人不便于己私；群起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自古皆然，故君子慎之。”大意是，為天下做好事，也是講求條件的，力量、時機、人選都很重要。而且做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不要一意孤行，不要觸犯眾怒。這一點，不要說那些喜歡輕舉妄動的人要注意，即使你懷著至公無私的心，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也要特別注意，最好能夠體察人情，講明道理，讓大家信從，這樣才能把事情辦成，效果也會長久。你看盤庚遷都，武王伐紂，哪個不是三令五申后才實行的？為什么如此慎重呢？因為對于普通人來說，他們會因為缺乏遠見而不理解；對于小人來說，他們會因為利益受損而心懷不滿，不把道理說清，小人就會鼓噪起大眾，群起而攻之，那樣的話，就算你的辦法再好，又怎么能獲得長久的成功呢？自古以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君子們一定要謹慎對待。

　　呂坤的道理講得非常精彩。他所主張的，是一種剛健而謹慎的行事原則，值得每一個要做一番大事的人銘記在心。不過對于普通人來說，從這段話中最容易受到感奮的，其實還是“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這句話。從整段文字來看，它雖然不是呂坤的側(cè)重點，卻是整段文字的前提和基礎，離開了“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則“調(diào)劑人情，發(fā)明事理”也就變得毫無意義了。作為整段話中最為閃亮的一句，它無疑有著巨大的價值和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司法改革，特別是談到司法責任制時，引用這句話，就更加凸顯了它的意義和價值。原因很簡單，司法是一個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所以，沒有哪一個行業(yè)比司法領域更需要有一顆“至公無私之心”了；而要“讓公平正義的陽光照進人民心田”，則司法人員首先就要做到正大光明。

　　不過，當我們把要求司法公正的目光轉(zhuǎn)向中國古代社會時，得到的卻是一份喜憂參半的遺產(chǎn)。

　　這份遺產(chǎn)清單里有正面的部分。

　　比如，歷代王朝都有明確的對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先秦時期，法家思想家商鞅、韓非就有對司法公正的強調(diào)。商鞅用“壹刑”來表達任何人犯了同樣的罪都要受到同樣的處罰，即從適用法律的角度來表達司法公正。“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韓非則從刑無等級的思想出發(fā)，強調(diào)要做到司法公正就必須不庇護權(quán)貴人士。“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此后，歷朝歷代，強調(diào)司法公正進行的主張和言論，可以說不絕于耳。而歷朝歷代也確實采取了一些措施，促使斷案官員能夠提高執(zhí)法的公平，秦朝對司法官的法律責任做了新的規(guī)定，對司法不公的司法官要按“失刑”“不直”“縱囚”情況加以處罰。唐太宗李世民也說過：“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guī)矩。”唐朝頒布的唐律，對司法官的法律責任作了較為完善的規(guī)定，其中的重點是對“出入人罪”的規(guī)定。如果司法官因為故意、過失的原因而判案失錯，造成了“出人罪”或“入人罪”的結(jié)果，都要被追究刑事責任，基本原則是“反坐”。唐律的這一規(guī)定被后世封建朝代所沿用。

　　再如，為了促進官員對司法公正的重視，歷代朝廷都對官員警示再三。這種提醒和警告被寫在官箴之中。古代的官衙里，都有一個牌樓，牌樓上正面書寫著三個大字“公生明”，官員每次進出，這三個字都是對他們的一次教育和警示。這種提醒也被寫在公堂之上。古代官員坐衙，背后是一幅海上日出的圖案，海水象征著至公無私，太陽象征著正大光明。

　　又如，古代確實有相當一批官員，能夠堅持“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這些人就是那些清官，比如包公、海瑞、于成龍等等，他們上受到朝廷的封贈，下受到百姓的愛戴，不但被載入史冊，也永遠活在中國人的心中。他們是官場的清流，是中國的脊梁，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為美好而深沉的部分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社會從根本上就難以保證司法的公正，所以，中國古代的司法文化也給我們留下了一些負面的資產(chǎn)。

　　首先，宗法制、等級制的社會性質(zhì)，使法律本身規(guī)定了不同人享有的特權(quán)，所以，司法的不公從法律的制定上就已經(jīng)注定了。以宋代的法律《宋刑統(tǒng)》為例，它明確規(guī)定了所謂“八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賓，這“八議”就是對不同的特權(quán)階層在法律上預先做出的優(yōu)待，比如“議親”就是針對皇親國戚的種種減免刑罰的規(guī)定，“議貴”就是對三品官、一等爵以上高官的種種減免刑罰的規(guī)定?！端涡探y(tǒng)》并非個例，各朝各代的法律實際上都有類似的規(guī)定，只是各有說法，我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而從操作來看，古代司法不公正也基本上成了常態(tài)。老百姓的諺語“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說明了老百姓對司法公正的普遍失望。而翻看古代的文學作品，司法不公也處處可見。比如《水滸》里，當林沖娘子被高衙內(nèi)調(diào)戲，自己被高俅陷害，林沖卻投訴無門。武松的哥哥武大郎被西門慶殺死，武松到官府首告，得到的卻是官府的不聞不問。林沖、武松都非社會的弱勢群體，特別是武松，他是天下聞名的打虎英雄，還在縣里擔任都頭，但即使如此，仍然得不到司法的公正待遇。正是司法公正的缺失，使得這些安分守己的良民被逼上梁山，成為與朝廷對抗的大澤龍蛇。正像薩孟武先生所指出的，文學作品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中國古代小說描述到的司法不公如此普遍，則足見一般百姓對于官府的印象如何了。

　　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與不公正都已經(jīng)成為歷史，但經(jīng)驗和教訓值得我們借鑒。在《水滸傳》《包公案》等帶有很強民間色彩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百姓對于公平正義的渴望；在包拯、海瑞等清官身上，我們看到了“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的高貴人格?？陀^地說，在封建制的古代中國，很難做到司法公正；建設一個公平的司法環(huán)境，真正讓公平正義的陽光撒進每一個百姓的心中，還要靠我們這一代人的真誠努力。

專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tǒng)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