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引用的名言。習總書記說：“古人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這些年，我們總結黨的歷史經(jīng)驗和從嚴治黨新要求，提出并實踐監(jiān)督執(zhí)行‘四種形態(tài)’，在高壓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一些犯錯誤甚至犯嚴重錯誤的干部，主動向組織講清楚問題，得到寬大處理；一些游走在違紀邊緣的干部受到警示，懸崖勒馬、迷途知返；還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真正體現(xiàn)了黨的政策和策略，體現(xiàn)對干部的最大關心和愛護。”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一句出自南北朝時期范曄所著《后漢書·桓榮丁鴻列傳》。這句話的意思是：抑制不良之事于萌芽階段很容易，到釀成大禍時再來挽救就很困難了。

　　范曄（398年—445年），南朝宋史學家，字蔚宗，順陽（今河南南陽淅川縣）人。范曄出生于一個有著深厚學養(yǎng)的家庭中，其曾祖范汪、祖父范寧、父親范泰，皆是名重一時的大學者。范曄本人自幼好學，博涉經(jīng)史，是公認的少年才俊。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歷任宋武帝相國掾、彭城王劉義康府冠軍參軍轉右軍參軍、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等，死前累遷至左衛(wèi)將軍，太子詹事，后因加入彭城王謀反陣營被處死。他自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xù)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它博采眾書而進退允當，篇幅宏大而結構嚴謹，思想淳正而旨意精深，在眾多的史學著作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所以后世往往將它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舉，合稱“前四史”。

　　不過，盡管“禁微則易，救末者難”這個警句出自《后漢書》，但范曄實際上只是這句話的記錄者。說出這話的人，是東漢名儒丁鴻。丁鴻，字孝公，潁川郡定陵縣（今河南漯河市舞陽縣北）人，東漢開國功臣陽陵侯丁綝長子，生年不詳，卒于公元94年。他早年師從大儒桓榮，學有所成后，又千里游學，增長了學問和見識。父親死后，襲封父爵，在封地辦學，受漢明帝賞識，被召入朝。漢章帝時，曾親自在北宮白虎觀召開會議，論定五經(jīng)異同，史稱“白虎觀之會”。參與會議的除丁鴻外，還有賈逵、桓郁、成封等一些名儒，在這次大會上，丁鴻以其高才卓見受到漢章帝以及與會群臣的贊嘆，被稱為“殿中無雙丁孝公”。此后遍歷校書、少府、太常、司徒等職。任職期間，丁鴻曾多次對朝廷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本篇所引用的“禁微則易，救末則難”，就是他針對大將軍竇憲權勢熏天、驕橫跋扈的問題，建議和帝及早應對，以免給國家造成嚴重后患為主題的一封奏疏上的文字。

　　實現(xiàn)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把我們黨建設好。因此，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始終是黨的建設的重大任務。堅決遏制腐敗現(xiàn)象，就要做到從嚴治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堅強領導核心。